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马洪基金会理事长李罗力自2005年以来就开始关注社会老龄问题，深度研究社会老龄化问题，以“六个老有”（即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老有所享）为核心，在界定老龄化问题上分为三个阶段。其中在关护服务阶段，首推以家庭为核心的社区养老与政府养老机构配套模式，临终关怀强调专业临终服务与老人自主选择权。在为健康老人提供各种优质产品和优质服务的养老模式理念的同时，结合他的调研与我国在家庭观念上相似度非常大的日本等东亚国家的养老模式发展现状得出的经验，以及当下国内在养老模式创新中的实际操作环节遇到的种种问题，近期在对我国的新型养老产业发展思想分析阐述中取得了新的成果。对于目前全国甚至全球都以年老体衰、需要别人关照的老人为目标人群的传统养老模式来说，这无疑是一个重要创新。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5月27日就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形势和对策举行第三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全民行动相结合，坚持应对人口老龄化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坚持满足老年人需求和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相结合，努力挖掘人口老龄化给国家发展带来的活力和机遇，努力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使人既感到温馨又非常振奋。
李罗力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指出，老龄化应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健康养老。这个阶段主要是指60岁到75岁的老人，这个阶段的特征是大多数老人身体比较健康，具有活力，生活能够自理。目前我国这个阶段老人的养老模式更像是散放养老。因为这个阶段的老人健康有活力，甚至有一定经济能力，所以这个阶段的老人完全自由散放，并未形成系统的平台为这个阶段的老人专项服务，针对性差。国家也无明确政策，包括财政、税收、土地、社保、人力资源等，对这个阶段的养老产业提供引导与支持，故而针对健康养老阶段的政策需要更加完善，更多去关注正在兴起的健康阶段养老模式与产业。
马洪基金会目前正对中国的创新养老模式进行分析与研究，通过古与今、国外与国内、城市与乡村、区域与区域的比较，提出要搭建系统平台，以完善服务平台为目的。研究过程中发现，老年人再就业尚无平台，老年人资源再利用上需要专业平台，传统文化传承也需要跟上时代的平台，老年产业的供给侧与需求侧无对接等问题仍然是当下面临的一大困难。生活中，老年人在实体店购物困难，许多老年人需要的物品只能选择网购，缺乏专业服务。从文化方面讲，许多老人沉淀一辈子的阅历、经验与手艺都是文化物质瑰宝，例如通过老人口述为老人整理一生的财富编撰成文，可以留给后代传承，优秀的更可以继续奉献社会价值。老人健康食品符合老人口味的餐饮太少，专门设计量体裁衣的老年人服装体验店欠缺。主题公园构建不足，许多健康养老阶段的老年人只能自己打打太极拳、跳跳舞，没有提供符合老年人的专业化高端市场，国家应该像高科技产业扶持一样，用资金支持健康养老环节建设，因为这极有可能成为国家潜在生产力，通过挖掘成为中国新兴支柱产业。所以，形成产业发展模式这点非常重要，而产业发展模式，主要是针对健康阶段老人。
第二个阶段是关护服务。这个阶段主要是指75岁到80多岁的老人，其中没有生活自理能力的老人需要住进养老院或以家庭为点进行专人看护，在生活上需要各个方面的关护服务。这个阶段根据中国的实际发展与文化理念分析，最适合中国的关护服务养老是家庭式社区养老。因为中国人口基数大，老年人通通被送到养老院实际操作难度较大，且中国的文化传统与日本这类国家一样，最可行的关护服务养老是要以社区式养老以及家庭作为基本单位。在社区里搭建配套的养老服务，例如老年人可以居住于家中，看病由医院医护人员到家中就诊与服务。另外一点，大力发展托老所，托老所以社区为中心，可以日托，早送晚接。以社区为范围，不离开家庭，按照这种形式，白天老人都在一起，晚上回到家里与家人团聚，如有特殊需求可以安排周托或月托。此外，托儿所与托老所可以搭建在一起，每天一到两个小时，幼儿园的孩子与托老所的老人在一起共聚，老人最喜欢孩子，小孩也喜欢有老人相伴，这对老人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调节。
李罗力指出，在可能遇到养老体系搭建不完善、落地难、未富先老等情况下，如何尽快推动、合理解决我国社会基层百姓的养老问题是一大难题。基于国情与文化诸多因素的考量，关护服务阶段最切实可行的体系便是以家庭为核心的社区养老与政府养老机构相配合。所以，通过官办民营、混合资本等方式大力发展社区托老所获得了国家的大力支持。据资料显示，国家近期出台的相关规定中多次指出支持民间大力发展养老机构与产业。如今，依托老龄相关法律、法规已经逐步将企业等社会力量调动起来，许多人愿意为老龄产业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各地企业家频频诉苦项目落地难，有的地区甚至连证照都办不下来，更何谈具体做事。例如，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医养融合暂时没有相关法律文件专项支持，在办理医养融合相关证照的时候，工商部门会以没有这样的法律支持文件不予办理，咨询卫生部门或民政部门也会以这是商业行为为由不予办理。李罗力强调，当前机构联席办公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机制。只有加强顶层设计，才能支撑各项具体工作在基层顺利开展。
事实上，中央对养老产业发展十分关注与重视，养老产业布局已经被提到国家战略层面。但是，由于这项工作还处于基础阶段，所以国家层面出台的相关产业政策、工商登记政策、税收政策等都需要逐步完善。国家应该加大力度、加快进程，不仅要基于国家领导人提出的方向，更重要的是国家法律、法规的并行建设，引导所有职能部门开展相关工作。据了解，在协调部门的建设上，城市各区老龄委功能性薄弱，尚需加强，负责人主要是退休干部，且每个区编制也只有一个负责人。所以老龄委应该集专业化、智能化于一体向国家提供决策方案。当赋予老龄委等部门足够的权力之后，监督机构按照正常职能部门监督执行，通过纪委监督、社会监督、媒体监督并行监督。另外一点，财政与编制纳入常态化：一是老龄产业应该纳入国家统计指标。民生、旅游、教育、医疗、住房、环保、就业等目前已纳入国家政府统计指标，老龄产业与各大指标既相对独立又紧密相连，应该考虑纳入统计指标，在财政支出中做扶持工作。二是深圳市各区老龄委只有一个人，一个人不足以支撑一个机构，这需要加强顶层设计。
李罗力指出，马洪基金会老龄发展研究中心将深度研究，把着力点放在“要着力发挥老年人积极作用。要发挥老年人优良品行在家庭教育中的潜移默化作用和对社会成员的言传身教作用，发挥老年人在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中的经验优势和威望优势，发挥老年人对年轻人的传帮带作用。要为老年人发挥作用创造条件，引导老年人保持老骥伏枥、老当益壮的健康心态和进取精神，发挥正能量，作出新贡献”上。
第三个阶段是临终关怀。临终关怀辐射面非常广，是通过医疗、护理、心理、伦理和社会等各方面照顾与关怀病人。临终关怀既是对临终老人而言，也是对其家属子女进行服务。随着我国养老进程的不断推进，帮助老人度过一个安详的晚年，如何保障老年人生命的最后时光的质量，通过实质的细节让他（她）对自己的最后一程拥有最大的自主权，是一个新的社会公共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真正的临终关怀，应该是减轻痛苦、专业服务，包括心理咨询师。
目前美国有临终关怀护理学会专门来指导这项工作的开展。随着美国人口的日益老龄化和正规医院费用的日渐高涨，临终关怀医院在美国正日益受到病人及家属的欢迎。临终关怀医院虽不能使病人的死亡提前或推后，但却能尽可能地让病人减少痛苦，坦然愉快地走向人生的终点。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意识到，生死其实都是生命中必然的过程。他们坦然地面对着死亡的到来，在临终关怀院里平静、快乐地度过生命中最后的日子。
在谈及老龄现状改观、国家应该怎样推进老龄事业发展时，李罗力表示，需要通过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以督促政府工作为基础，与民间形成互动。当然，老龄事业是一个国家级战略，仅仅民间自主互动发展是远远不够的。
现在国内养老产业的关注焦点多放在了养老机构上，老龄化三个阶段 “中间集中、两头薄弱”。一头是健康养老，当下还缺乏完善的政策与模式支持，也缺乏系统的构建服务与平台；另一头是临终关怀也非常薄弱，咨询疏导、生前预嘱等临终专业工作目前还缺乏相关法律与体系专家支撑。而在考察国外养老产业发展较成熟的国家时发现，国外的临终关怀阶段建设非常发达，既有法律针对老人生前预嘱，又有法律支持老人临终的自主选择权利，且有专业人员从事老人临终咨询疏导，通过法律、法规和配套专家与设施建设使社会达成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