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在落实国家大幅度减税降费的基础上，进一步加码减税降费力度，积极为企业发展减负，降低实体经济成本，等于政府给企业出让部分利益，增加了企业收益，对改善企业财务状况、缓解资金压力、提升企业竞争能力将发挥重要作用。”张依群指出，目前，中央和各省的减税降费政策基本都是普惠制，有利于企业的平等竞争和公平发展。社会上普遍认为企业的税费成本高，主要集中在费上，各种非经营性费用比如养老、医疗等制度性成本和隐性成本较多，部分政府部门、单位、个人干预企业经营活动、收取费用利益的现象依然存在。张依群建议，降成本一方面要继续扩大普惠制的减税降费规模，实现企业税费负担普遍降低；另一方面，要加大对涉企炒股配资收费监管力度，除制度性缴费成本降低外，减少政府对企业干预，重点查处对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违规收费和罚款，改善营商环境，提振企业信心。
唐川认为，“降成本”不能仅关注企业的显性成本，对于民营企业很多隐性成本也需要高度关注。当前民企无论是找金融机构融资还是竞标项目，“卷帘门”“玻璃门”“旋转门”等隐形壁垒依然存在，无形中提升了民企的沟通成本、时间成本，也造成了民企在很多项目上不必要的资金投入。
杨芹芹建议，降成本要注重结构上的侧重和倾斜。一是要切实降低民营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的成本负担；二是要通过降成本培育和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助力新旧动能转化。同时降低成本过程中，融资机构要加强甄别和筛选能力。关注发展前景好、能带来显着收益的企业，逐步停止对于僵尸企业的不必要扶持。“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中，利润率低但融资成本高是阻碍实体企业发展的主要原因，也是实体企业‘脱实向虚’的主要诱因。所以，为实体产业整体降低融资成本应是本阶段降成本的一个主攻方向。”唐川建议，通过上市制度的完善和辅导优质企业上市，帮助企业拓宽融资途径；进一步优化银行等金融机构支持实体产业发展的专项措施，并让利润率低但具有较高社会价值、前沿性的企业得到有力的扶持；引导国资产业基金、国有金融机构投资基金将投资配额更多地倾向于实体产业，并引入市场化考核机制、放宽业绩考核周期，让这些基金可以更好地匹配企业发展的需求；引导金融机构拓展债转股、资产证券化服务范围，完善非上市企业资产交易工具等。